同时，发展绿色经济，就要提高产业的环保标准，控制那些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发展。如单纯用行政命令方式去产能，效果不会太好，用统一的能耗与环保标准去产能，对企业来说是公平的，易于接受。

　　 至于“三大发动机”内部的关系，虽然整体来说，都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手段，但在“三大发动机”内部，它们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关系。制度变革是一个根源性的发动机，它可以影响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可以说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记者：无论是以前的改革，还是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比如有一些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存在短视的行为，不愿意主动搞环保。这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

　　 李佐军：所谓改革，根本上是改制度，而制度是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安排。因此，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必然有一些主体的利益会受损。因此，这些受损利益集团会阻碍改革或者说不愿意改革。

　　 同时，中国目前推进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配套问题。假如改革不配套，就会使得各个改革方案相互掣肘、相互制约，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具体来讲，假如要加强环保，对于某个特定地区来说，一些传统的高能耗企业就不能发展，地方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对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来说，经济利益会减少。要想调动地方和企业环保的积极性，就必须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如建立绿色GDP考核制度、自然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生态资产核算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碳交易和污染排放权交易制度、碳汇制度等，使各个主体的私人利益与社会环保利益兼容，使各主体在利益驱使下自觉自愿地去保护环境。

　　 记者：环保事业的推进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看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环保部“督企”升级至中央环保组“督政”，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李佐军：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很多事情还是要靠政府才能落实，如何明确政府部门的责任、调动其积极性很重要。如果不“督政”、仅由环保部门“督企”的话，很多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若通过“督政”，就可以增加各级政府环保的责任压力，并调动其积极性。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央环保组“督政”的效果肯定要比环保部“督企”的效果要好。

　　 同时，这也是中央在强化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威性。今后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环保部门的权力与职能是要加强的。我认为，对地方政府及其干部的考核，应由过去的唯GDP，转向增加环保指标的考核权重，这才能进一步调动地方官员环保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