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产业和区域的双驱动，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和增长极

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对于它研究层面的认识，即释放了红利该干什么，那就是实现产业和区域的双驱动。一带一路解决的就是中国和国外的区域和产业联动，靠的是要素投入。主要是在一个点上发展产业，继而转向靠合作靠产业链的经济，就要加强区域和产业合作。一带一路也是解决中国和国外的产业合作问题，那为了解决中国和国外的产业合作，我们就需要解决国内省和省之间的产业合作。原来一个省的经济发展非常独立，它的政策纲领、产业发展、投资行为都局限在一个省的内部来进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加强省和省之间的合作，在这一点上，国家用的是长江经济带来探索省和省之间怎么突破经济合作的瓶颈，这里面包括区域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产业链上进行合作。

这两个层面的合作是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所谓区域经济增长点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能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方向。所谓增长极就是在省和省之间的合作满足内需需求过程中，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培育类似于沿海城市或者上海、北京、天津这种超级城市的过程，所以区域和产业的双驱动，这是现在所有政策的立足点也是最后的归宿。关于这一点，很多企业过去都习惯于在一个点上进行操作，比如深圳的企业惯常于在深圳发展，上海的企业惯常于在上海发展，现在这些企业需要走出来，走到中西部，满足内需的主战场来发展。而国家布局战略的调整我需要表达的一点是中西部确实迎来了机遇，但在机遇面前怎么进行产业体系设计，怎么进行产业链设计，怎么在产业体系和产业链的基础上扮演一个国际国内双向辐射的枢纽，在这一点上西部面临的困难很大，第一、我们没有经历过沿海地区向外开放的国际化过程。第二、我们没有经历产业的规模化扩张，产业规模扩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们自身并不清楚。在这两个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要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确实难为了中西部这些地区，确实风险很大。所以风险就在于我们既不会开放也不会规模经济，我们一上来就要搞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对我们的考验太大了。

第三、“走出去”新战略下“一带一路”战略

为什么单独把“一带一路”拿出来说。从现在的一般性理解，一带一路是我们要开拓一个陆上的通道，跟海上的通道联合起来，进一步扩大开放，大家自然的按照我们改革开放38年的经验，自然理解成我们要把西安开放，开放完了西安也做很多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