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钢铁去产能阻力重重的背后折射出经济学上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尽管几乎所有钢铁企业都明白只有一起去产能才能救这个行业，但很多时候企业都希望别人先减产，自己则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家。这正反映了个人的最佳选择有时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之手主导产能压减并完善退出机制就成为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其中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多方难题。从年初至今，国家层面已经下发多项文件和配套政策支持，各地省份也积极上报去产能计划，但最终实际效应仍有待观察。

      “虽然政府和企业对去产能的决心都很大，但是退出机制和政府托底政策还没有到位，从文件的颁布到执行仍需要一段时间。”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说。

      5月10日，财政部印发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设立1000亿元规模的中央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支持。据财政部5月19日消息，已拨付2016年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276.43亿元。

      目前，结合政府与市场之手的产能退出途径已初步明确。李新创表示，首先是依法依规清理落后产能，通过环保标准等规定淘汰掉一批不合规的产能；其次是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长期亏损的僵尸企业逐步退出。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去产能不是去钢铁，减量发展也不是不发展。”他认为，钢铁行业应当借助这次改革机遇，以减量化为核心重塑钢铁产业的价值链，全面提升竞争力。

而在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力波看来，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动因与美国当年不乏相似之处。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中美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三大相似点。首先，中国和当时的美国一样都是体量巨大的债权国，而债务国经济低迷。其次，股市波动带来的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第三是出口下降，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长放缓，进口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需求放缓。”吴力波指出，中国与美国产能过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中国产能过剩的动因存在相当结构性因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要强调结构性。”